工业设计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罗斯一些青年艺术家在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的影响下，积极探索工业时代的艺术语言，他们颂扬机器的特征，提倡用工业精神来改造社会生活，认为艺术表现不应依赖于油画颜料、画布、大理石等传统材料，而应取决于塑料、钢铁、玻璃等现代材料，艺术的形式也应是抽象的几何形式。在俄罗斯先锋派艺术中，对于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工业设计影响最大的是构成派(Constructivism)。构成派艺术家力图用表现新材料本身特点的空间结构形式作为绘画及雕塑的主题。他们的作品，特别是雕塑很像工程结构物，因此被称为构成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马来维奇(Kasimir Malevich，1868—1935)为中心的一批艺术家就已转向一种完全的几何抽象，发展了一种在白色背景下进行几何构图的抽象艺术。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其新社会、新人的号召力而受到先锋派艺术家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将政治上的革命与艺术上的革命联系起来，力图为革命后的苏维埃国家提供一种新的美学生活方式，加强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实现这些理想的过程中，艺术家们发生了争执，一些人认为，艺术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能够也应该应用到三度空间的物品之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艺术已成了多余的东西，即实用物品有其自身的功能与技术要求，需要一种设计理论来指导。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功能观，后者强调的是实际使用，而前者则主要基于马来维奇的理论，强调美学结构上抽象的经济性。马来维奇的这种功能观体现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陶器之中，实用性和使用者的要求被忽视了，“功能”被抽象成了形式上经济的美学原则。

1920年，有两位前苏联艺术家发表了《生产宣言》，奠定了构成主义的理论基础。在政治上，构成派试图把对传统的抛弃以及对技术的热情与共产主义的理想联系起来；在艺术上则以抽象的雕塑结构来探索材料的效能，并将产品、建筑与文化联系起来，强调根据与工业化世界的关系来定义“艺术家”。这样，构成主义就与绘画、雕塑等传统美术相脱离，而走向了实用的“设计”范畴。

图7-12 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塔

构成派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雕塑家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885—1953)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塔(图7-12)。这座纪念塔于1920年首次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出，它以新颖的结构形式体现了钢材的特点和设计师的政治信念。塔特林本人是构成派的中坚人物，早在革命前就致力于材料、空间与结构的研究，并通过使用金属来体现艺术家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直接关系。革命后，塔特林越来越关注于工程技术和“功能”的重要性，他曾写道:“一种将纯艺术形式与实用功能统一起来的机会已经到来。”与马来维奇相比，他更加重视物质和生产的作用，并深入到工厂车间，身体力行地进行服装、家具、陶瓷等实用品的设计工作并卓见成效。

图7-13 罗德琴科于1925年设计的棋桌

构成派对于“实验室艺术”以及它的缺乏社会意识进行了激烈批评，导致了一场如何将艺术与工业联系起来的讨论，并出现了几种理论，阐述了艺术作为一种作品形式与工厂产品的抽象关系。1922年，一位主要的理论家阿瓦托夫(B. Arvatov)提出了一个关于工业产品的详尽观点。他声称，生产工程师的工作与艺术家的工作相似。工程师们也是“事物的发现者、材料的组织者、形式的创造者”。艺术家与工程师的技艺均来自实践经验，只是发现和发明的方式不同而已。阿瓦托夫认为，艺术家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经验，因而可以代替生产工程师。这种“工程师-艺术家”的工作具有两重性，既设计工业的试验性产品，也设计批量和系列生产的产品。这种强调个别工程师-艺术家决定性综合作用的观点受到了塔拉布金(N.Tarabukin)的批评，他认为这与基于劳动分工的工业生产特点不相容。塔拉布金是合理化的积极鼓吹者。合理化在前苏联是一项强有力的活动，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组织艺术工场领导人，他发起了一个“工作界科学组织”，以调查“艺术工作的合理化，这些工作迄今为止仍处于混乱和豪放不羁的条件之下”。他的原则多源于马来维奇的经济法则，即不仅强调有效地利用材料，也强调有效地使用时间，通过为艺术建立一种技术和科学的基础，就可以将艺术与社会结合起来，作为一种集体生活的要素。在答复塔拉布金的批评时，阿瓦托夫继续鼓吹工程师-艺术家双重性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千人一面的社会，而是一个在集体生产中有高度个性的组织单位。”就他而言，工程师-艺术家的作用就是“在示范工厂中完成实验的工作以及发现物质环境的标准形式”。这种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而且也是体现集体的社会主义生活的一种方式，并对思想和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然而，在实施这些理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无法令人乐观。示范工厂并不存在，唯一试验三度空间作品的中心是李西茨基(El Lissitzky，1890—1941)主持下的莫斯科教育学院的金属和木制品车间。这个车间在缺乏材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套生产设计方法。车间的工作集中于设计标准型的多功能家具，其形式的简化和空间的经济利用反映了材料的匮乏和住房的紧缺(图7-13)。许多设计是空中楼阁，如为飞机和长途公共汽车所设计的可折叠家具。当时这类运输工具在前苏联并不存在，所使用的结构和材料都与当时已有的生产设施没有关系。美学概念与社会生产和使用条件之间的差距再度引起了尖锐的批评。

在实现标准设计中唯一值得注意的成功是由名为“工作青年艺术联盟”的一个列宁格勒工人团体所取得的。联盟为工人俱乐部和文化馆等社会文化中心设计家具，这些家具多用木材制成，并采用简洁的形式以方便生产。从1928年起，生产了各种桌、椅、凳、柜等家具，被作为一种出自群众而不是职业艺术家之手的无产阶级艺术而被广为宣传。1928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前苏联的资源都被纳入了斯大林的工业计划之中，从而结束了这些年的争论与试验。先锋派艺术被“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所取代，新古典再度复兴，构成派很快销声匿迹了。前苏联先锋派艺术的实际成果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前苏联工业的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为革新的理想提供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先锋派一直未能将其乌托邦式的理想与设计和他们的时代结合起来。

无论是构成派还是风格派都热衷于几何形体以及空间和色彩的构图效果。它们在旨趣上和做法上都无重要区别，实际上两派的一些成员也在一起活动了。从艺术上讲，两派都是抽象的，反现实主义的，但他们在造型和构图的视觉效果方面进行的试验和研究是有价值的。新材料出现了，技术与工艺改变了，社会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变化了，人们的美学观点和爱好也跟着转变。无论是建筑还是工业产品都要改变它们的造型，因此，对于形式和空间做一般性试验研究也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提出来的要求。风格派、构成派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在这方面所做的试验和探索，对于现代建筑及工业设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