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社会需求的增长使新的消费产品不断涌现,但产业的迅速发展主要体现于组织化的水平之上,也就是强化劳动分工和重视市场营销,而不仅在于新技术的影响。魏德伍德和保尔顿一直在为自己批量生产的产品寻求市场,不再是仅依赖于顾主的委托定制。这种新的供求关系标志着设计与市场营销之间更为密切的结合,以及更加强调商品流通中趣味和时尚的作用。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时尚的法则影响越来越多的商品,趣味成为引导公众消费的主要因素,实用和其他最基本的需求反倒退居其次。在18世纪,人们认识到艺术在工业中的重要性,但艺术与工业之间的结合是生硬的,艺术被认为是某种可以买来附加在产品之上的东西,这一特点在家用消费品中尤为明显。人们为时尚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金钱,也是时间和使用的不便。追求时尚之风不仅盛行于那些乐于此道的上层人士,也影响到了那些一直在试图提高自己地位的新的消费阶层。对于他们来说,附庸风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如魏德伍德、保尔顿等,正是将自己的产品瞄准了这一市场。
他们将产品的“艺术质量”与大批量生产相结合,从而保证了他们的顾客能以可承受的代价获得适当的社会象征。在整个18世纪,时尚的风格既非常明确,又易于学到手。因为从事图案及外形设计的“艺术家”或“设计师”们出版自己的设计图集已有悠久的传统,那些希望生产流行风格产品的工厂能方便地获得,并从中获取资料。
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手工艺体系分崩离析。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时尚的消费品,设计图集的影响波及到了许多先前一直是注重实用而不图虚饰的产品。例如瓷器曾是宫廷的专用品,在设计中强调艺术质量和精湛的手工艺水平。宫廷除了任用艺术家进行设计外,主要是依靠图集来指导设计。而陶器一直是粗陋的实用品,不登大雅之堂,但魏德伍德把设计引入陶器工业中,因而提高了产品的身价,即时尚的风格使它们成了豪华的物品。
18世纪,“设计”一词仍然具有一种将纸上的计划与完成的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这个概念的定义源于文艺复兴时代,它既可以指设计图集上的图样,也可以指物品本身。早期的设计图集既是产品广告,也是供别的工厂或工人使用的蓝图。图集是传播设计风格和流行趣味的重要媒介,在18世纪的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魏德伍德印制了自己的设计图集,这既是为了仿制正在流行的物品,也是为了在创造自身的风格方面起积极主动的作用。而保尔顿的产品比起魏德伍德的实用产品来说,更富追求时髦的色彩,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因此极其有赖于设计图集为他的工人们提供范本。但标准的范本也只有在流行的趣味已蔚然成风,生产厂家和设计师确信这种趣味已为贵族所接受,并为中产阶层所追随时才能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18世纪下半叶,许多有关中国传统设计的图集在欧洲出版,包括马休·达利(Matthew Darly, 1741—1792)的一套有关中国传统设计的刻板图集,其中有人物、建筑物、家具及山水、花鸟鱼虫等装饰内容。这本图集无疑对当时出现的众多“中国式”的产品产生了巨大影响。魏德伍德的一些产品就饰有中国山水和花鸟的图案。
图3-12多伦德于1755年制作的天文尺
18世纪的商业化使设计师作为风格的创造者或追随者在消费品工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考察一些非消费性的工业产品,如机器、仪器和工具等,就会发现工业革命对工业设计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些生产领域中,由于较少受到流行风格的影响,甚至很少有设计师的有意参与,因而产生了一种直接而坦率的设计语汇,即强调产品的使用功能和效率。这一点对于以后设计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标志着设计开始与传统分道扬镳。这种趋势首先出现于英国。由于受到哲学家们关于美学思辨的论著的影响,整个18世纪充满了理性的气息。这些哲学家们所反复研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实用性、适宜性与美的关系。整个国家对于机器的革新和工业的进步充满了好奇与兴趣,这就意味着一个美学问题:如何将美与机器的效率协调起来?不少哲学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史密斯指出:“任何观察过自然美的构成的人都会认识到,实用是美的主要源泉。”新兴的工程师、技师、仪器制造师也极为推崇实用性和适宜性。出于经济上和机器效率上的考虑,他们在机器和仪器的设计中倾向于简洁的几何形态和最经济的结构方式,全然没有装饰,于是产生了一种抽象的形式美。这一切当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在18世纪中叶,技术性的机器、工具、仪器很多都采用了当时流行风格的形式和装饰。但从1750年起,一些新型的设计出现了。它们从传统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在设计中强调简洁、合理的形式。这一点充分体现于一些科学研究用的仪器之中。1755年由伦敦著名仪器制造师约翰·多伦德(John Dollond, 1706—1761)研制成的天文尺(图3-12)是用来测量太阳直径及恒星间距的,其设计简洁、明确,真实地反映了仪器的材料、结构和用途。所有零件都直接而坦率地表现出来,抛弃了任何形式的装饰,预示着将来功能主义设计的出现。这件天文尺显然是一件实用品,它的形式与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反映了理性思维的特点,与前述乔治三世的显微镜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仅是一件王公的玩物而已。
从19世纪开始,机器开始大量进入各种产业之中,由此,在各种非家用的机器和产品的设计中,功能主义的趋向便愈加明显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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