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满足现实和重建的需要。对于厂家和设计师而言，有两种象征重建的方式:一种是技术性的，一种是艺术性的。在一些国家，工业的发展被视为自强自立的必要手段，美国、德国、瑞士和日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业生产之中，并发展了一种强调机器效率的工业设计风格，生产的重点放在技术产品上。与此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意大利则以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来描绘自己国家的未来，它们试图从家用产品着手，创造一种体现稳定和各自成就，又为大众认同的环境。随着大批量生产的发展，这两种方式都产生了一种设计上的形式主义，德国式刻板的机器美学和“当代”意大利家具的浪漫风格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种对于形式的关注反映了设计与公众间的新关系。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迅速增长，消费文化也开始繁荣起来，战后重建的实际需要已为风格上的追求所取代。公众日益认识到设计所能提供的并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如何了解或者引导消费者的选择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战后在设计的基本理论探讨中，也发展了两种不同的设计观，一种是所谓的“价值创新”理论，另一种是所谓“合适设计”理论。前者着眼于设计的商业价值，强调通过设计为产品创造新的附加价值，从而诱导消费，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效益。这种设计观实际上是把设计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的手段，使设计变成了推动经济运转的不可缺少的动力。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商业性设计和“有计划的商品废止制”就是这种设计观的典型体现。后者则着眼于通过设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强调设计应适合于人们的实际需要，着重解决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反对使设计沦为浪费资源和能源的媒介。英、美等国设计机构所推崇的“优良设计”就是后一种设计观的反映。这两种设计观实际上是战前实用主义设计思想和理想主义设计思想的延续，两者在战前平行发展，在战后却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并以形形色色的设计风格体现出来。本章主要讨论欧美主要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发展的情况以及一些有关的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