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是现代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设计的特征则是走向了多元化。现代主义虽仍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但它在设计界的一统天下己被打破了，而形形色色的设计风格和流派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现代主义理论根置于沙利文的名言“形式追随功能”。对这种功能主义信条的置疑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又适逢几位现代主义大师相继去世，新一代的设计师开始向功能主义提出了挑战，这成了设计走向多元化的起点。功能主义的危机主要在于它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鼓励消费、追求标新立异的特点相背离。正如乌尔姆造型学院讲师莫尔斯(Abraham Moles，1920～1992)1967年所指出的:“由于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中的功能主义已进入危机阶段……功能主义基本上是与富足社会的信条相矛盾的。富足的社会不得不无止无休地生产和销售，而功能主义试图减少产品的数量，并实现生产与需求之间的最优化平衡。但是，富足社会的生产机制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人类环境中产品的积累，这种生产机制产生了一系列新型的矫揉造作，正是在这一点上功能主义的危机变得更为明显。”
战后一段时间内，许多设计机构一直致力于为“优良设计”建立一套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永恒标准。但到20世纪60年代，不少设计师开始认识到，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中，试图保持唯一正统的设计评价标准是很困难的。他们发现20世纪50年代商业性设计所体现出来的大众性和象征性似乎更有生命力。英国著名的设计评论家班汉姆(Reyner Banham，1922～1988)认为，20世纪50年代商业性的工业设计比包豪斯的教条更适于汽车设计，并对商业性设计有时体现出来的象征主义表示谅解。班汉姆声称，“要求那些使用寿命短暂的产品体现出永恒有效的质量是荒唐的”，并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小汽车设计以其“华丽夺目、体型庞大、三度空间感、刻意展示技术手段以构成力量的象征等特点，使任何见到它的人马上为之动容。”因而是一种比包豪斯的抽象原则更为合适的汽车设计模式。按班汉姆的观点，高速发展的技术，需要与之相应的转瞬即逝的美学。与此同时，先前鼓吹“优良设计”的设计机构的负责人也开始正视现实，接受了一种相对论的美学。前英国设计协会主席佩利(Poul Peilly)1967年指出:“我们正从依赖于永恒的、万能的价值观，转变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特定的时间内，为特定的目的，一个设计才有可能是有生命力的，……这就是说，产品必须很好地反映功能，但在电子时代，这两者是并驾齐驱的。”设计观念的变化，为设计多元化格局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现代主义设计是以批量销售的市场为前提的，因而十分强调标准化，要求将不同类型的行为和传统转换为固定的统一模式，并依赖于一个庞大而均匀的国际市场。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使产品能适于任何人，但往往事与愿违，反而不适于任何人。以20世纪60年代开始，均匀的市场开始消失。后工业社会(Post Industrial Society)是以各种各样的市场同时并存为特征的。这些市场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群体的要求，每个群体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语言、时尚和传统，都有各自不同的消费需求。工业设计必须以多样化的战略来应付这种局面，并向产品注入新的、强烈的文化因素。这就是说，产品必须主动地选择它的使用者，使自己跻身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程度大大增加了生产的灵活性，能够做到小批量多样化。快速原型系统（RP）甚至可以为每位顾客定制个性化的产品而不需要花费昂贵的模具费用。这些因素都促进了设计多元化的繁荣。其中有稳健的主流，有先锋派的试验，也有向后看的复古。从总体上看，以现代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设计流派仍是工业设计的主流，但它们对现代主义的某些部分进行了夸大、突出、补充和变化。值得一提的是，一种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现代主义设计原则的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从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理论上非常活跃，它对以信息化为特色的后工业社会的工业设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